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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斑斑丨学规万千言 师者一片心

(视频制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付筱菁 成都市纪委监委网站 周玲)

学规是中国古代一类重要的教育文献,它既是对学生的要求,又是师者读书修身的总结,在学规中,我们能听到师者的谆谆教诲,感受到师者的良苦用心。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影响及于东亚汉字文化圈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乡有乡约,我们经常能够在成文的规章制度中感受到中国人的秩序感。古往今来,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从来未变,为了确保学校能够完成培养人才的使命,古代教育家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项就是制定学规。

留存至今的古代学规数量繁多,有的言简意赅,有的长篇大论,我们完全可以将学规当成师者写给学生的一封家书,师者在学规中传授修身的经验、读书的体会、治学的门径,谆谆教诲的背后,是希望学生成才成贤的良苦用心。

中国古代学规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件是《白鹿洞书院揭示》,它不仅为白鹿洞书院立下规矩,也为中国古代书院立下规矩,它还远播域外,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得到广泛接受。这份学规的作者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朱熹及其理学的传播,促进了学规的传播。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底,朱熹赴任南康军,军是当时的一级行政单位,多设在军事要地。朱熹知南康军的第二年,即淳熙六年(1179年),在视察农田水利时,不经意寻访到白鹿洞书院废址。朱熹显然相当熟悉白鹿洞书院的历史:这里是唐代李渤隐居读书之地,他养了一只白鹿自娱,故有此名,南唐设庐山国学于此,北宋初期列为四大书院,曾获朝廷颁赐图书,而后在北宋中期毁于兵燹。站在书院废址前,朱熹决心恢复书院。

朱熹为复兴白鹿洞书院前后奔走,置办学产、起建学舍、收集图书、招收学生、延聘名师、亲自讲学,他还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学规。这份学规是在淳熙七年(1180年)书院重建初成时制定的,分为五个部分: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

五教之目揭示学者学习的目的,在于能“明人伦”,儒家将五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及对应的道德规范称为“五教”或“五伦”。这是古人普遍持有的观点,孟子在回答滕文公如何治国时,就提到夏商周三代设立学校,不管名称怎么变,“皆所以明人伦也”。后于朱熹的元代教育家许衡亦说“古之教者必以明伦而教,而学者必以明伦而学。”

那么该如何学呢?朱熹接下来揭示了学习的顺序,用的是《中庸》中的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都是为了“穷理”,懂得道理就要实践,这便是“笃行”。朱熹将笃行划分为三个层次,指出每个层次的要点。修身之要在于“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在于“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份学规名为“揭示”,表明这些要点并非朱熹发明,而是先贤早就说过的话,他只不过是整合在一起。学规最后一段话,透露了朱熹制定学规时的考虑,他很担心学者求学的目的被科举考试所歪曲,变成“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种担心在宋朝大幅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求学目的太功利对学者对社会均是不利的,这样的担心还会在后世的学规中不断出现。朱熹希望自己制定的学规,超越功利的考量,将学者的眼光转向传道济民,涵养自身德性的同时聆听苍生的诉求。

古代学规关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要求养成良好习惯

《白鹿洞书院揭示》问世后,逐渐成为学规典范,后世许多学规以此为模本,从不同角度申论其包含的精神。朱熹有一位叫程端蒙的学生,他与友人董铢据白鹿洞书院学规,制定出《程董二先生学则》,朱熹为之作跋,这份学规在古代也很有影响力。

在朱熹留下的文字中,有多封写给程端蒙的书信。这位来自鄱阳(也有说为德兴)的学者,在婺源拜访了朱熹后,人生的志向就此改变,“闻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发奋,以求道修身为己任。”程端蒙未及五十岁便因病离世,学生的早逝让朱熹难过不已,“不觉失声流涕”。

在朱熹与程端蒙这对师生的书信往还中,令人感动的是在师者鼓励学生的同时,学生也鼓励师者。程端蒙最后一封写给朱熹的信,自陈病将不起,遗憾的是“不克终养而卒业于门”,“愿先生自爱,蚤就群书以竢来哲”,早日写就阐发理学义理的著作,为后人留下一笔思想遗产。

程端蒙不长的人生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于教育事业。《程董二先生学则》与《白鹿洞书院揭示》有明显的不同,一位评论者指出,后者“举其学问之宏纲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前者则“定为群居日用之常仪而使人有所持循”。

程端蒙制定的学则适用于蒙学,他们初入学校之门,尚无法窥见学问堂奥,却仍有必要在每日的生活中涵养品德。学则共计十八条,“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以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每一条之后都有长短不一的解释性文字,如最后一条说要从学生中选“谨愿勤力者”,就像今天的班干部一样,在负责监督其他学生的行为时,也为他们做出榜样。

《程董二先生学则》关注细节,正是在一个个细节中最能见识一个人的品德与学问,大部分条目以“必”字强调应该遵循的规范。可与之对读的是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年)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许多著名书院建在山中,故而书院院长有了山长的雅称。

朱熹与岳麓书院也有密切联系,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复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学规再度揭示于岳麓书院。朱熹制定的学规继续传承,到清朝又有了王文清制定的学规。王文清制定的学规同样是十八条,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王文清制定的学规既有对学生日常行为的要求,也有对学生读书治学的建议,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师者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进行指导,而岳麓书院的学生也没有辜负王文清的指导。王文清先后两次担任山长,许多学生慕王文清之名前来就读于岳麓书院,史载“文章德行、望重乡国者,咸为足下首屈一指”。

立德树人、爱国济民的精神如同长河悠悠流淌

今天游览岳麓书院时,我们仍可看到当年王文清制定的学规被学生们恭敬刻写在石碑上,一同刻写的还有王文清所作的九首《岳麓书院学箴》和《读经六法》《读史六法》等,这些对今天都颇有启发。

古代学规的内容相当丰富,不少学规都会告诉学生要读哪些书以及读书的方法。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享有崇高地位,各种学规首先要求学生阅读的就是儒家经典。在王文清之前,一位叫李文炤的学者曾担任岳麓书院山长,他于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制定了一份学规,其中论及读书方法时,认为“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四书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篇幅不大,懂得了四书的道理,就可以进入六经的世界。六经乃《诗》《书》《礼》《易》《乐》《春秋》,由于《乐》失传,实际上是五经。五经宏大精深,当时的科举考试也只要求专攻一经,但学规仍然建议“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

李文炤制定的学规,还强调读史,“学者欲通世务,必须看史”,“然史书汗牛充栋,不可遍观,但以《纲目》为断”。王文清制定的学规也提及“日看《纲目》数页”。《纲目》即朱熹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订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卷帙浩繁,不易读完,所以朱熹一方面将史事记述删繁就简,另一方面寄托儒家思想于其中,故而颇得后世重视。

清朝乾隆七年(1742年)郑之侨主持鹅湖书院时,曾作《壬戌示诸生十要》,其中一条为“学以读史为要”,他也推荐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并总结为何要读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

不同师者制定的学规中,介绍的读书方法各不相同,书山之路本就不止一条,学规中的建议是师者自己读书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纵使并不贴合每个人的实际,但可资参考,或许能使学生少走一些弯路。师者与学生常常是两代人,师者可以传承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也有精神。古代学规在传承精神方面,最为重视的是“立志”。

明代绍兴稽山书院的一份学规用孔子的学生颜渊的故事为例,鼓励学生立真志。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先贤舜是怎样的人,我颜渊又是怎样的人,只要有所作为,也能成为舜一样的人。学规认为颜渊“以匹夫而直欲与舜为对,其志锐若此,是以卒为颜子”。学规主张学生立真志、立大志,“须有必为圣人之志,不为旧习所溺,不以小成自安”。

清代南京钟山书院一份学规,以立志开篇,提到范仲淹年轻时“即以天下忧乐为己任”是因为早已立定了志向,继而希望学生当以范仲淹等人为榜样,“使志识坚定,气量宏远,立朝必能建树,居乡亦足楷模”,“若立志不高,委琐龌龊之见缠绕于胸中,他日即有造就,亦自卑隘,否则,庸庸碌碌,无当有无之数,岂不辜负一生”。

应当指出的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古代学规有不合时宜的,亦有识见深远的,需要今人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古代学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立德树人、爱国济民等合理的教育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今天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学以养正,教学相长。中国人历来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今天我国的教育事业已走在世界的前列,更加注重师者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师者传授的知识和精神,启迪学生到达师者未曾抵达的远方,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明的传承与更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