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

很多外国文学家在其一生中与中国关系密切,他们向往古老的东方文明,倾心于悠久的华夏文化,同时,他们的主张和创作也对中国产生影响。在此方面,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可谓首屈一指。他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钟爱注重现世幸福和倡导仁爱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热心研究儒道思想并融入自己的思想主张;同时,他的有着鲜明批判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特质的文学创作,更是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对平民主义文学的倡导直接引导了五四运动以来作家们的创作。他在中国堪称知名度很高、极受读者景仰的外国作家。

崇尚爱好和平的中国文化

托尔斯泰作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俄国具有崇高的地位,对高尔基、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等许多作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高尔基对他极为仰慕,在其所写的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中曾说:“作为一个民族的作家——就‘民族的’这一概念的最确切的含义而言,他把我们民族的一切缺点,以及我们历史上的种种磨难给我们造成的一切创伤,都体现在他那巨大的灵魂中了。”他甚至说“不认识托尔斯泰的人,就不可能认识俄国”。

作为俄国“黄金时代”文学巨匠的托尔斯泰,他的人生和思想历程却受中国文化和古代先贤的影响最大。托尔斯泰生前被问及世界上哪些思想家对他产生过影响,他说,孔子和墨子对他影响“很大”,而老子则是“巨大”。他非常赞赏中国人“和平的、农耕的生活”,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劳动中比得过中国人吃得那么少,干得那么多。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得过中国人那么善于耕种土地并靠土地养活自己。”他在《中国的贤哲》一文中盛赞:“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八国联军入侵和掠夺中国的罪行表达极大的愤慨,对遭受压迫的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同情,并愤然提笔写了《致中国人民书》,表达“我们对(中国人)无辜受难的全心的同情”。

在托尔斯泰的阅读和关注中,中国的古代典籍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他所接触过的中国经典著作多达32种,其中包括老子、孔子、墨子等。托尔斯泰曾将《论语》《中庸》用英、德两种语言翻译到西方,亲自编选《中国贤人老子语录》,同时撰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文章。他多次表达对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崇敬,潜心研究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国人乐生的、达观的生存智慧强烈地吸引着托尔斯泰,他尤其欣赏天人合一、肯定现世生活的人生智慧和崇尚道德修养的价值取向。在中年以后经历的思想激变过程中,他从中国哲学思想中“吸取了很多好的、有益的、使我感到欣悦的东西”。托尔斯泰1906年9至10月间在写给辜鸿铭的信中说:“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向非常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尽力想理解中国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这主要是中国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和对他们的注疏。”

托尔斯泰曾著《论孔子的著作》一文,虽未完成,但他坚定地推崇中国古老的农耕生活方式,他认为这是与和平的文化紧密相连的。儒家讲求的修身思想与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主张“爱是人类唯一的理性活动”,既推崇儒家的仁爱,同时也欣赏墨子的“兼爱”。儒家修齐治平主张和倡导仁爱、肯定现世的观点,对托尔斯泰的通过个人道德完善解救人类的理想有着很大的启迪。他非常关注孔子有关如何从道德修养出发达到治国的思想,他因此找到了反对以力治国的理论武器。托尔斯泰受到孔子思想启发,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权力既不能基于传习,也不能基于暴力,它只能建立在对至高的东西的一致崇尚之上。”托尔斯泰还极为推崇道家哲学,他最注重研究老庄的“无为”思想,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称老子为“最深刻的思想家”,亲自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尤其对上善若水思想极为欣赏,这种思想对他以柔克刚的、以自我道德修炼为基础的“不抵抗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推动起到一定的作用。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履行自然的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命。”

在托尔斯泰对人生与生命意义的探究中,中国古典哲学渗入其中,给他以多方面的启示,尤其是人生后半期,他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从贵族阶级到宗法农民阶级立场的转变,他一直在思考俄国的道路选择问题,他认为俄中两大民族之间有着相似性和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俄国应该寻求一种区别于欧洲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东方农耕文明和生活方式则是他非常崇尚的,他甚至认为这“对全人类都是真正的和唯一的道路”。他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是由衷的。托尔斯泰一生向往中国,他晚年曾对他的私人医生和秘书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到中国去一趟。”

引领和启蒙“为人生”的文艺

作为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用自己的创作把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代表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他被列宁誉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天才艺术家”。他的作品有着“撕破一切假面”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有着洞析灵魂的深刻的心理分析。他是虔诚的教徒,更是人道主义者,他的创作关注底层被压迫者,提倡平民文学,明确提出艺术应该“为人生”的主张,他的思想和创作不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也感动和启蒙着一代代读者。

托尔斯泰在1900年就被介绍到中国,他的政治主张和文艺思想影响了近现代的很多有识之士。他崇高的道德境界和悲悯博爱的人性情怀感召吸引着无数的时代青年,包括当时的革命家、文学家。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多篇文章中介绍托尔斯泰,称他与左拉、易卜生为世界三大文豪,他在新文学纲领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反对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提倡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能看得出受到托翁的影响。李大钊更是对托尔斯泰的道德学说推崇备至。他说:“托尔斯泰者,近代之伟人也,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也。彼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倡导博爱主义,传布博爱之福音于天下,扶弱摧强。”他赞成托尔斯泰劳动神圣的主张,倡导“唯民主义”。托尔斯泰的思想主张对李大钊早期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精通俄语的瞿秋白不仅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著作,而且也是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两篇重要文章《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的译者,他把托尔斯泰的创作视为“开人类文学史的异彩”。

托尔斯泰主张作家必须以真诚之心进行创作,文艺应该以传达最高尚的情感为目的,倡导文艺应该有感染力,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提倡的平民文学为五四文化名家周作人、胡适、俞平伯等所接受,周作人撰写《平民文学》提出的新文学作家应该有“真挚”情感和态度来创作文艺作品,显然是受到托尔斯泰文艺思想影响的结果。鲁迅始终对托尔斯泰抱有崇高的敬意,在他的著作和书信里有近百处谈到托尔斯泰,他的藏书中有关托尔斯泰的书籍有十多种。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极有价值的精神食粮,“看几页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围着人类的希望”。刘半农曾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然,鲁迅并不是盲目地推崇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但他依然认为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俄国的巨人”。茅盾晚年曾回忆《子夜》的写作“得益于托尔斯泰”。巴金也说他创作《激流三部曲》时受《复活》影响很大。托尔斯泰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丰富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影响着一代代的作家,成为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重要的精神滋养。

作为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最高峰,托尔斯泰被列宁尊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不仅关注俄国人民的道路和命运,也始终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关心着中国人民的独立与幸福,他多次愤怒斥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他认为中华民族这个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一定会对人类的前途起到重大的作用。(于文秀)